从硅谷园区潮到科创小镇再到科创园区、科创走廊、科创中心……从政府到高校到企业甚至延伸到完全不搭边的企业都往科创圈里挤，在传统产业过剩，新经济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以各级政府为先导，我国科创潮的热情只增不减。

　　但是科技创新的发展并非靠着一腔热血就能办到的。

　　如今，重大科研项目配置跟随着国有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一起发展，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科技创新变革的速度早已跑到了“国家队”的前面，照葫芦画瓢只能模仿其形而不能学到其神。

　　科技创新的崛起并非简单依靠打造产业园区、孵化器或者设立技术转让办公室，而是以一流大学、一流科研人员与初创企业为核心主体，以自由开放、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各主体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

　　在科技体制方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行政与立法部门共同承担科技政策制定责任、联邦部门以使命为导向进行分散的项目资助、多元化的科研主体通过竞争申请项目、产学研一体化生态的科技体系，尤其注重培养鼓励创业创新、科研项目转化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环境的建设。

　　相比来说，中国科技体制下权力更加集中，在某些重点项目方面，基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体现了较高的效率，但在如何与社会更好地衔接、如何转向市场，特别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能等方面的工作都存在不足。

　　那么，面对中国科创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如何促进更高效的科创体系的形成？

　　头部，不能只依靠国家、高校进行科技创新。

　　硅谷在公司做大之后首先成立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从大学和对手手中挖来各种科学家和学者。

　　从蕞早的施乐实验室启发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到后来谷歌旗下的Google X实验室，再到Facebook的Area 404实验室，硅谷巨头的实验室可以说是黑科技乐园，也是美国科技行业的关键引擎。

　　更何况，眼下一边是基因工程、室温超导、人工智能、脑科学……潜在的颠覆式创新早已不再是原来的“点状突起”，而是呈现出“四面开花”似的全面攻势。单凭政府“科学—国家”模式去支撑科创，根本应接不暇。

　　而且，鉴于企业在科创过程中的投机本能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又会使科创急功近利。未来二者更可能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企业性质的实验室将更多地面向社会和行业需求进行创新研发，而国家重点实验室则将更偏重于解决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

　　第二，从理论到实践的中间环节创建。

　　当初生命科学若不是由于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再加上后来的PCR技术突破，怎么可能迎来有史以来的蕞大发展？可能够实现从理论突破到技术突破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

　　在从理论突破向技术突破的冲锋阶段“总少了那口气”。说到底还在于传统的分工是高校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企业关注技术突破，各环节的创新活动相对独立、彼此脱节。

　　能搞懂理论的却无法判断技术的复杂性，以为纸面上写的就是物理世界；能玩转技术研究的却又无法理解理论形式的抽象意义，两者各说各话，缺乏一个桥梁。

　　有鉴于此，在科创过程中，成立自身创业投资基金，以此来充当“架桥人”的角色。

　　以西湖大学为例，成立了产业投资基金，高校亲自下场当VC，成果转化办公室就开始考虑项目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定位问题，把科技成果转化大幅提前。

　　鉴于此，未来各个科创主体不再是彼此割裂，而将是合纵连横，在各个节点上发挥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效能，编织成一张相互串联、交互融合的“科创网”，将各类研究所、实验室、高校、企业、政府以及传统的高新科创园区统统嵌入到科创网络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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