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上海市文明办、浦东新区文明委与TELL联合举办“讲述上海的故事，听见文明的脚步”的演讲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更新保护创新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王林在想出与大家分享了她参与上海城市改造的经历。以下是王林的现场演讲实录：

　　我出生在福建，少年和青年是长在长春，三十年前来到上海，在同济大学读书，来上海以前，总是听说“大上海“，但真来到上海，发现除了外滩的建筑还可以看看，其他的地方都破破烂烂，道路也都窄窄小小的，上海的同学们还经常隔空说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因此在上海读本科的四年中我从来没说过上海一句好话。但随着对上海了解的加深，我知道那个时代里，上海税收的90%都支持给了国家，自身的城市建设和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心底里又多了对上海的理解和尊重。在完成了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我进入到上海规划局工作。

　　我经手的头部个项目是就是苏州河的景观和水质处理工程。大家知道的那个苏州河是河水又黑又臭，隔着几百米就能闻到那股味道。——其实这个项目已经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和批复，我的任务就是拟一个批文就好了。但是我想我是专业做规划的，写批文以前，得了解一下项目，带着对自己专业的骄傲，我去到了项目现场。

　　我非常惊讶的是，在那一片即将要被拆除的工业厂房里，看到一栋标着1931字样的建筑，上边有一扇2.5米高，非常精致的铝合金的门，推开门后，简直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房子里面是全木构架的窗户、地板、屋架、屋顶，到处被整理得干干净净，一群艺术家和设计师在这里工作，使用着非常精致的办公桌椅。

　　我一直走到三楼，遇到了一位坐在一张很大桌子后边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这家公司的主设计师——他看到我就警惕的问：“你是谁？”我赶紧解释我是上海市规划局的，他听到后就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很急的说道：“您能来这里太好了，麻烦赶紧和市领导说一下，黄浦区要拆掉我们的房子。”当时我心里一抖，他说的要拆房子的人其实就是我，但我没敢说明。

　　这位总设计师带着我上上下下参观这个原本破败不堪的仓库，在他的打理下，这里的角角落落都呈现得异常精彩，他看我比较有兴趣，又带我去看了另一幢建筑和苏州河边上的仓库。他告诉我，纽约和伦敦的厂房都被艺术家和设计师很好的利用，成为城市艺术和创新的策源地，他们的仓库的设计已经被登载到世界著名的杂志上。

　　后来，我和设计师匆匆告别，马上回到单位，打了个报告提出要对规划方案应做调整，留下这两幢仓库厂房。在即将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局领导的电话，作为刚到规划局工作的普通职员，接到领导的召见我很兴奋，于是兴冲冲地跑了上去。

　　领导问到：“这个项目的方案都已经讨论通过了，你为什么要提出修改意见？”我很认真地讲述了原因后，领导沉默了一下，问我：“你是专家吗？”当时我的内心震惊了一下，但接着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上海很好的一件事情，通过小小的调整，就能让绿化变得更有文化气息，更重要的是让创意产业在上海、在中国出现，像国际上的大都市一样。”

　　当时我的内心是很沮丧的，因为从大局上来看，一个破旧的仓库厂房相较于苏州河环境整治而言，是很微小的；一两个破旧厂房的拆除也并不代表着上海的创意产业的未来就没有了，也许我只是站在了我个人的角度思考作了个情绪化的表达。

　　第二天早上，我惊喜地发现，我打上去的报告放在桌子上，上面写了同意两个字。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舒心的感觉，也因此爱上了这份工作。到了晚上，我才知道这个份报告已经通过市长的批准，领导要做这个更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发现，领导们对于城市的未来，有着非常理性的思考。

　　这个项目，奠定了我在规划局工作的方式，我总是站在我专业视角提出意见，而不管会触碰到什么利益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很多人说规划局的工作就是走程序，工作人员的声音没什么作用。但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工作环境是理性的。我师从阮仪三教授，学习历史建筑保护，在我的角度看，历史保护是蕞蕞重要的事情，坚持一定是对的。所以当时大家都知道，规划局里的王林，是个总是会找茬的人。

　　2003年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报告，来自100多个艺术家签署，要保护田子坊和创意产业，我毫不犹豫地写了应该保护的相关报告。但这份报告很快收到了黄浦区政府的强烈反对。在我看来，区政府就是在考虑土地税收，当文化与经济有矛盾的时候，文化一定是对的。

　　但当我到了田子坊的现场后，改变了我的想法。当时的田子坊没有一家石库门里弄的房子是出租出去的，陈逸飞、尔冬强等艺术家们都集中在一幢6层楼的工厂房子，而旁边的里弄里都是5-6户人家住在原本给一户人家修建的房子里，6、7个水池、电煲箱，整齐的排列在同一个厨房。每家每户还是在用木头马桶。这里的老百姓天天盼能住得好一些。这也是区政府急于开发和改造的原因。生活是如此复杂，我们眼中的诗和远方，可能就意味着这些老百姓十几年的这种状态生活，简单地保护，也许让我们失去生活的本质。

　　2003年至2008年，当保护方案公布以后，很多田子坊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租出了更高的价格，用租金改善了生活，区政府也开始做基础设施建设，给每一家每一户都配上卫生间，水电设施也做了很好的修缮，整个上海甚至全世界都为田子坊感到骄傲。而田子坊的改造，并不是规划部门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包含了这个街区里的基层政府、老百姓、艺术家的智慧。

　　我越来越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发展，有些结果不是一年两年能决定的，而是更长远的。对于这样长期的决策，尤其需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想法得到别人理解，别人理解以后，才能站在你的角度思考。带着这样的视角，我完成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上海街道的保护工作，武康路、复兴路、莫干山路等等，都是由我牵头设计的保护方案，但令我印象蕞深刻的却是外滩隧道的改造。

　　在世博会的前三年，提出能不能将外滩的道路做一个改造：当时的外滩旁的道路——中山东二路是上海蕞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有10条城市快递车道，人们从外滩走到黄浦江边，一定要通过南京路的那个十分黑暗和脏乱的地下通道，我们想建一条隧道，地面上留下4个车道，把6个车道放在隧道里，让市民们可以在地面上走很短的距离就可以到达外滩。

　　但当时正碰上世博会前上海的大建设时期，上海只有3、4条轨道交通，100多个轨道交通站点在建设，各种施工让上海的交通已经一塌糊涂，如果外滩这么重要的交通干线再进行封闭施工，会对老百姓的出行造成很大的不方便，而且这个不方便要忍受两年时间。面对这么一个决策，市领导也都很犹豫。

　　非常有幸，我有机会就这个项目向市领导汇报，我就提出：外滩道路的建设不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其实蕞核心的是把100米缩小到50米，把剩下的50米作为外滩公共平台，是把公共空间还给老百姓，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把外滩的美景和黄浦江美景更好的展现。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做的改造，我们就让老百姓自己决定是不是要改造。如果老百姓反对，我们就不做。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在上海市规划展示馆、上海市解放日报、文化报等官方媒体上公布了改造方案，听取上海市民的意见，我们收到了十几万份的回馈，其中95%的老百姓都是支持我们的方案，还有5%的老百姓的意见是外滩的平台要多种一些树，否则会太热。

　　对于这个结果，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也是非常惊喜。我想这体现了上海这个城市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当我们把事实和困难坦诚的告诉大家的时候，上海市民们能够牺牲眼前的利益，为了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在结果出来的这一刻，我知道，我从内心里爱这个城市。

　　2015年，我从政府部门辞职，到上海交通大学教城市规划，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三十年的政府工作之后，我依然还象当初那样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我想这都是因为我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包容了我的个性。也让我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我想这就是上海如此具有活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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